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育科学研究进行规划引导是党领导教育科学工作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科学规划工作，1956年制定了包括教育科学规划在内的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提出了教育科学发展的远景目标和任务。然而由于“左”的错误发展和政治运动的干扰，规划未能得到贯彻，“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所确定的绝大部分研究任务都束之高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教育科学规划工作随之重新启动。教育科学规划的制订与实施，有力推动了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育科学规划工作是当代中国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页。那么，这一时期教育科学规划制订的缘起和过程是怎样的，规划的具体内容与实施情况如何，相关工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对于这些，目前学界尚缺乏较为系统的探讨。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讨论。
   一、举行教育科学规划座谈会

教育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育科学规划工作，是伴随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制订工作基本同步进行的。

早在改革开放前夕，1978年1月11日，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召开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动员会。院长胡乔木在讲话中详细阐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三年计划和八年设想，包括要设立的研究机构，要建立、恢复和充实的学科，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需要编著的基础性著作、工具书，以及科研队伍建设和后备队伍培养等，还要求各研究所要把三年计划和八年规划与全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规划工作配合起来，在本年内尽快举行全国性的分学科规划会议，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制订工作做准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在会上强调，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应该是全面的、长期的，“一方面应该对各个门类的哲学、各个门类的经济学，以及政治学、法学、军事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理论、教育学、宗教学、道德学、语言学、民族学等都有所规划；另一方面应该对要研究的课题，写出的著作，编纂的工具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百科全书）以及建立研究机构和图书资料中心，培养人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的现代化以及后勤工作等都要有所规划”。此次规划动员会召开之后，各个学科的规划会议相继召开。

1978年2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先后四次在北京召开教育科学规划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教育学院筹备组、北京景山学校等中小学、《人民教育》编辑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代表和在京部分教育科学工作者的代表。根据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整理形成《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稿）（1978—1985）》（以下简称《草稿》），并征求部分师范院校意见，对《草稿》进行了修改。

《草稿》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草稿》在阐述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提出教育科学研究的任务和要求后，列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主要门类和重点项目，包括教育理论、儿童心理和教育心理、幼儿教育、教材教法、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现代化教育手段、学校体育和卫生、教育史、外国教育9个门类，每一门类下列出重点研究项目、主要著作、教科书及相关资料。

《草稿》在“研究机构和学会”部分提出重建教育科学研究所，争取在5年内建立以教育科学院为中心的门类齐全、布局合理、专业研究机构和群众性学会相结合的教育科学研究体系。教育科学院“是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中心，它还担负协调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的任务”，其下设教育理论、教育心理、幼儿教育、教材教法、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教育工具、学校体育与卫生、教育史、外国教育、农村教育10个研究所，另设教育书刊编辑部、教育图书馆和教育书刊出版社。教育科学院由教育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领导，科研业务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导。同时，各地区、各部门、各高等院校可设立相应的教育研究机构，并迅速成立教育学会，吸收专业和业余的教育科学研究人员与教育工作者。《草稿》对教育科研队伍建设提出了相应措施，并对规划实施提出若干具体建议，最后附“各门类一般研究项目和一般著作一览表”。可以说，《草稿》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八年规划搭建起了一个基本框架。

在教育科学规划纲要制订的同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重建工作也在进行。1977年7月，董纯才（“文化大革命”前曾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时任教育部顾问）向教育部核心领导小组提出恢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78年6月，教育部办公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董纯才提交的《关于建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草稿）》，并决定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办公室，由董纯才负责。

1978年7月，国务院批示同意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董纯才任所长。同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梅益向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临时办公会议成员王铁转达了胡乔木的指示：“要帮助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工作搞好，教育科学是一个大门类，很重要。”随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批准，成立由董纯才负责的教育科学规划小组，小组成员有陈道、李正文、戴伯韬、陈元晖、刘佛年、肖岩，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1972年1月—1980年8月的名称）等单位。小组下设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人员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几个师范院校抽调组成，由王铁负责。

至此，原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主持的教育科学规划工作，便交给教育科学规划小组及办公室来承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的召开也提上日程。

二、组织六大区二十个省市自治区调研

1978年9月11日至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胡乔木在讲话中对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作了深入阐述，提出了十项社会科学规划应该达到的目标。这实际上为各门学科发展规划的制订提供了指导原则和方法。会议明确了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指导思想，以及规划中的重大项目和主要措施，还讨论了《哲学社会科学八年（1978—1985）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讲话强调：“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能否发展和繁荣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执行得如何。”于光远在会议总结中要求会后要根据会议精神，继续制订或修订各学科、各地方、各高等院校的发展规划，同时要尽快建立研究机构、学会、研究会，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创办学术刊物，以活跃学术空气。

在预备会之后，教育科学规划的制订工作加速进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工作办公室根据会议精神，两次举行座谈会征求意见，形成了《关于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1978—1985）（草稿）的补充意见》（以下简称《补充意见》）。《补充意见》对《草稿》内容进行了充实，对结构也提出了修改建议。同年11月16日至17日，教育科学规划小组在教育部召开第一次会议。董纯才在总结中提出，对于《草稿》和《补充意见》，要开展调查研究后再作修改，调查研究要深入各级各类学校的第一线，以师范院校为重点，他还提出各单位要初步确定自身承担的科研项目。

从1978年11月底至1979年1月中旬，教育科学规划小组派出5个调查组，分赴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华北六区二十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调研。调查组携带《草稿》和《补充意见》，一方面征求修改意见、协商承担的研究任务，另一方面了解各地的教育科学研究队伍的情况，实际上对全国教育科研状况作了一次全面的摸底。

调查组在所到之处，与各级教育干部、教育科学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广大一线的教师进行了广泛交流。例如，东北调查组于1978年11月30日抵达长春，在8天内召开了8次座谈会，与吉林师范大学（1980年改组为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教育学院、吉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以及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工作负责人、出席省重点学校领导干部会议的部分同志进行了交流。12月1日至6日，华东调查组在南京与当地部分中小学校、师范院校、教研单位的相关人员座谈，还开展了个别访谈。华北调查组于12月7日至15日参加了在保定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征求意见并落实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部分项目的承担单位，并对参加年会的40多所高等师范院校的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的科研队伍状况作了初步调查。华北调查组还于12月中下旬分别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北京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河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人员对规划稿的意见。

从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看，各地反响热烈。在南京，有的同志认为“教育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南京师范学院老教授罗炳之说，愿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当一名空城计里打扫街道的老军”。大家都迫切希望把教育科学研究搞起来，勇于承担研究任务。但是，各地教育科研机构还处于刚刚恢复或新建的阶段，相当一部分师范院校和教育学院的教育系、教育研究室还处于恢复期。而且，教育科研人员流失严重，“教师数量少，年纪大，后继无人，急需培养和充实”，而科研人员归队政策尚难落实，有受访者发出了“调回一人真比登天还难”的感慨。总体而言，各地的教育科研力量非常薄弱，研究工作尚未开展，这些情况不能不被纳入规划制订的考虑之中。

在《草稿》和《补充意见》的修改和落实上，调查组也收到了很多建议，这些建议集中体现为规划要突出重点，抓关键，抓难点，抓重大理论问题、规律问题。例如，如何对毛泽东教育思想进行完整准确的阐述？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是不是上层建筑？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是什么？教育与生产劳动究竟怎样结合？还有一些学校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道德教育的规律等也应被列为重点研究项目。调查还显示，编写教育学科的教材被视作迫在眉睫的任务，教材问题得不到解决，就腾不出手来搞科研。关于教育实验，受访者普遍认为教育科学研究的重大发展必须建立在教育实验的基础上，要设置实验基地。此外，还要求成立专业与非专业相结合的科研队伍，要组建领导系统明确的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网络，等等。

针对调查中所反映的对民族教育重视不够的问题，在1979年年初，调查组还赴兰州西北民族学院、咸阳西藏民族学院、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昆明云南民族学院进行了专门调研。根据教育规划小组安排，调查组给未走访的9个省、自治区也发出通知并寄去规划文件，征求相关人员的意见。在此基础上，1979年1月，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精神，教育科学规划小组办公室对规划稿作了进一步修改，提交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审议。

三、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

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教育界专家学者、优秀教师、学校领导干部，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等，共计269人。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开幕词中说：“从教育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盛会在我国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它是我国教育科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是一大喜事。特别是，我们这次会是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时候召开的，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教育科学研究的春天光临九州大地了！”

会议的主要任务有四项：学习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精神，进行教育科学学术交流；审议《全国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商定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研究项目的单位和个人；讨论筹备成立中国教育学会的相关事宜。会议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教育部党组成员张健分别作了《关于教育科学体系问题》《教育科学必须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讲话。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会见了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并出席了闭幕式。

在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元晖、人民教育出版社戴伯韬、教育部李正文分别以《发展教育科学的政策问题》《教育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解放思想问题》为题作了专题发言。大会秘书长王铁对全国教育科学发展规划发展纲要的编制情况作了说明。

在学术交流环节，代表们进行了专题和分学科的学术讨论。教育理论组对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外国教育组对外国教育研究的方针、基本任务、方法、途径和布局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在教育心理专业的讨论中，北京师范大学彭飞对1958年批判心理学的问题作了介绍，朱智贤以《儿童心理学与提高教学质量问题》为题作了发言。在教育史问题的讨论中，代表们一致认为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研究教育史，扩大教育史的研究范围，大力搜集、整理、总结老解放区的教育资料，对过去的教育家的研究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还要重新评价孔子、陶行知、杜威、凯洛夫等重要的教育家。此外，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对学前教育，民族教育，以及基础教育中的中小学校分班、片面追求升学率、中学教育结构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这次会议是我国教育科学界的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标志着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在全国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受教育部党组委托，他郑重宣布为过去对心理学的批判和所谓“母爱教育”问题批判彻底平反。

1979年4月12日，经与会代表讨论酝酿，中国教育学会正式成立。名誉会长杨秀峰、成仿吾、陈鹤琴，董纯才任会长。张健、戴伯韬、刘佛年等8人任副会长，陈元晖、顾明远、斯霞等39人为常务理事，毛礼锐等65人任理事。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举行，人们认为“这是一次向教育科学进军的动员大会”。在中国教育科学发展史上，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四、《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的主要内容排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审议通过了《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以下简称《教育科学规划》）这个八年规划，为教育科学研究的恢复与发展勾画了蓝图。

《教育科学规划》明确提出，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总任务，“我们的指导原则是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统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地发展和丰富教育科学”。随后提出了七项主要任务，概括而言：一是系统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并将之完整地、准确地阐述出来；二是研究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教育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三是研究教育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四是研究教育制度改革的问题；五是研究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科学化的问题；六是研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现代化，以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七是加强教育科学各门类基础理论的研究，为编写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中外教育史、各科教材教法、幼儿教育学等学科的教材打下科学基础。

《教育科学规划》还强调，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领导教育科学研究的部门要依据科学发展的规律，防止用行政机关的领导方法管理教育科学研究，避免把教育科研人员当成行政秘书使用。教育科学研究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要把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研究辩证统一起来，提倡调查研究，运用教育统计法，开展科学实验，把长远研究课题同急需解决的问题适当结合，循序渐进。

在“主要门类和项目”部分《教育科学规划》按照学科列出了11个门类：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儿童心理和教育心理、幼儿教育、教材教法、现代化教学手段、学校体育和卫生、少数民族教育、教育史、外国教育。与《草案》相比，除“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分成“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又增加了“少数民族教育”这一门类，而整个框架基本保持原样。

以“教育理论”为例，所列重点项目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教育思想研究”“教育的本质的研究”等8个。在项目下还列出了研究要点，如“教育的本质的研究”要着重研究“教育与生产力、教育与经济、教育与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与儿童发展的关系等内容；一般项目有“美育的研究”“儿童和少年的才能早期发现、扶植和培养教育的研究”等16项。要出版的主要著作和教科书有“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文选”“教育哲学”“高等师范院校教科书《教育学》”等13类。资料有“教育学专题资料”“教育方针政策法令汇编”“教育辞典”等8项。这一部分是整个规划的核心部分。

在“主要措施和建议”部分，提出了建立教育科学研究体系、建立全国教育学会、建立协调教育科学规划实施的专门机构和全国教育学会的常设办事机构、办好实验学校、加强刊物出版工作、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等10项内容。

关于建立教育科学研究体系，《教育科学规划》提出，到1985年，逐步建成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建成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教育科学研究体系，具体包括专业研究机构、高师教育系或教研室、群众性学会、研究会。《教育科学规划》还对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人员设置、职能性质等作了统筹安排，提出到1980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要调入250—300人，以此为基础，至1982年逐步扩建成中国教育科学院。中国教育科学院要成为“全国教育科学的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并担负协调教育科学规划实施的任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将来的中国教育科学院由教育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领导，学术活动，科研业务指导，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主”。此外，有条件的教学和科研单位应积极建立综合性的或学科性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室、组等机构。

《教育科学规划》体现出恢复与发展并重的特点，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过渡时期的痕迹，但它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育科学研究事业进行了整体设计，明确了指导思想、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具体任务，对规划的实施也提出了具体建议，是一份重要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

不过，当时国家正值百废待兴，规划落实起来仍然困难重重。例如，《教育科学规划》虽提出了诸多科研项目，而对于经费问题并未涉及。顾明远曾回忆：“因为当时没有教育科研经费，王铁就说，这次规划只能是‘谁烙饼谁吃’。这句话后来成为王铁的名言。当时我申请了‘鲁迅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这一课题，并被列为重点。但既没有经费，也没有人检查、鉴定，只好自己烙饼自己吃，课题成果于1981年在鲁迅诞辰100周年的前夕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没有经费支持，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要求，实践中“形成各个单位各自为战的局面”，教育科研仍处于自发状态，规划任务和质量要求实际很难落实到位。

另外，由于诸多原因，规划中的中国教育科学院并未如期建成，其所担负的协调教育科学规划实施的任务也就无从谈起。缺乏有力的领导和管理，直接影响了规划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

五、成立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教育被确定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同年10月6日至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11月，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要》。中央在转发纪要的通知中指出，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今后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要十分重视社会科学队伍的建设，发现和培养社会科学人才；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了“六五计划”，其中，“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单章被列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计划之中，其中“教育问题的研究”被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12个重点之一。1983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发出通知，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上述重要举措为教育科学规划工作取得突破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3年5月24日至3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二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会议总结了全国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以来的科研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任务，讨论了“六五”计划期间教育科学研究的国家重点项目，并讨论了有关“当代中国”丛书教育卷和《中国人名录》（教育部分）的编纂工作。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在会议开始时作了《开创我国教育事业新局面，必须大力加强教育科学研究》的报告。闭幕大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曾德林讲话，何东昌作了会议总结。

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代表。1983年5月28日，胡乔木同志与何东昌谈话，就教育本质、教育方针、全面发展、毛泽东思想等若干理论问题发表了看法。会上传达了这一重要谈话，与会代表深受鼓舞。

鉴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基础薄弱、力量分散，为适应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形势，会议期间还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蒋南翔任会长。厦门大学潘懋元在成立大会上作了筹备工作报告。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会也进行了调整，成立第二届理事会，张承先任会长。

根据党的十二大精神和教育战线的形势与任务，会议提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研究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理论问题与重大现实问题为中心，逐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为充分调动各方面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从“全国一盘棋”着眼，会议提出了分层次制定科研规划、分级进行管理的原则，除重点项目外，还要有一般项目；除国家计划以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有关部门和基层单位还要有自己的研究计划。

会议提出，应建立中央与地方相协调、专业队伍与群众团体相结合的教育科研体制。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负责组织协调全国的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视工作需要也可成立本地区的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要积极创造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若干个研究中心，逐步形成从中央、地方到基层的教育科学研究网络。会议还对教育科研队伍的建设，教育科研经费的管理以及筹建全国教育科学图书资料情报中心等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确立教育科研的领导和管理体制是这次会议的一大成果。1983年9月26日，教育部批准成立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小组。该小组成员由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有关负责人和全国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知名学者14人组成，何东昌任组长，彭云、张健任副组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教育部双重领导，负责全国教育科研的组织协调工作，确定和管理国家教育科研重点项目，组织专家评议鉴定，评选及奖励优秀科研成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科研规划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1986年，领导小组下面又设立了学科规划组，组织更加完善。

在这次会议前后，各地上报教育科研项目共计400多项。经会议讨论研究，提出教育科学“六五”计划期间全国重点项目共35个课题（后增加为36个）。经审定，“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等17个课题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下达；“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研究”等19个课题被列入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由教育部批准下达。未列入国家和部级全国重点项目的课题，则建议各地区、各单位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条件，列入地区或单位的计划。这批“六五”规划中列入国家和教育部的重点科研项目，开始获得了经费资助，资助课题的经费达51.9万元，虽然数额不多，却无疑是雪中送炭。

六、教育科学规划工作的成就与经验

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教育科学规划工作经历了从规划的研究、制订起步，到召开两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的过程。教育科学研究者以规划为抓手，统一思想、统整队伍，明确研究的方向、任务和重点，全面推动了教育科学研究各项工作的展开，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了我国教育科研事业的恢复、发展。

这一时期教育科学规划工作所产生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教育科学研究重新得到了重视，推动了教育学科的恢复与研究队伍的壮大。全国教育科学研究机构有了较快恢复和发展。到1982年年底，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已有专职科研人员120多人；有16个省、直辖市和37所大学（主要是师范院校及少数综合大学）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专职研究人员约为1200人；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教育学会；成立了全国性的学科专业研究会15个（正在筹办的尚有8个），共有会员5万多人，其中约有12000人是水平较高的兼职研究人员。全国还有200多所理、工、农、医、政法、财经等高等院校和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或高等教育学会（或筹备组）。各省区市也先后召开了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制定了地区教育科学规划。1979年4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教育理论学术刊物《教育研究》创刊（初为双月刊，1981年起改为月刊）；次年4月，教育科学出版社成立，着重出版教育理论方面的著作。
   其次，有力促进了教育战线的思想解放和对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结合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研究者以《教育研究》为重要平台，对教育理论中许多基本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如教育的本质问题，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发展学生智力、培养能力问题，等等。这些讨论对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突破禁区、更新观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学等若干新兴交叉和分支学科兴起，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等一批曾经中断的学科得以恢复。不少国外教育思想和理论被介绍引进，对孔子、杜威、凯洛夫等人的教育思想也重新进行评价，学制改革、教学改革等一些教育实验重新开展。
   最后，这一时期众多教育学教材、著作和资料得以出版。据统计，从1979年至1981年，就有11本（种）教育学教材正式出版。一大批教育理论、教育史学术著作及教育资料、教育教学经验书籍出版，呈现空前的繁荣景象。多种形式的教育学术交流和科普活动也蓬勃开展。据统计，截至1984年年底，中国教育学会所属各专业（学科）研究会共召开年会40多次，专题学术讨论会20余次，各种报告会、座谈会、讲习班、自制教具展评会等20多次。各省区市教育学会也分别召开了年会、专题讨论会和报告会等。中外教育科研交流活动也相当活跃。
   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育科学规划工作，值得总结的重要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几条。
   一是坚持正确的指导方针。教育科学规划工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地继承中外教育历史遗产，吸收有用的教育经验。在当时来说，这是在思想上、理论上对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是推动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是对教育科学研究活动规律的正确认识。
   二是服务国家发展需求。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教育发展也转移到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轨道。教育科学研究要为这个转变提供规律性认识，以研究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中心。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工作抓住了这个中心，对研究的主要任务作出了合理安排。
   三是进行充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作为一种对未来的设计，规划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规划的制订必须以周密的调查研究为前提。《教育科学规划》是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使其中所研究的问题、任务和措施等更加明确，有的放矢、符合实际。
   四是重视体系队伍建设。科研人才是科研工作的根本。改革开放初期，教育科学研究处于恢复阶段，研究力量极为薄弱。规划工作把建立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体系、培养研究队伍摆在突出位置，一手抓专业科研队伍，一手抓群众性科研队伍，由此逐渐形成以教育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社会团体等为主的教育科学研究大军，为教育科研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五是加强组织经费保障。规划制定后能否有效执行，领导和管理至关重要。全国第二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召开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成立，为教育科学规划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各级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的分层制定、分级管理，标志着“我国教育科研打破了过去那种‘自己烙饼自己吃’的个体书斋式的研究模式，初步形成了正规化的带有全局性的教育科研规模”。领导组织管理及经费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加强，对教育科学研究规划的顺利实施，可谓影响深远。
   规划是为达到某种目标，对规划对象未来发展变化状况的设想、谋划、部署或具体安排。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习借鉴苏联经验，走上了体现执政党的意志、由国家主导开展规模巨大的科研项目的“规划科学”模式之路，并由此实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整合，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教育科学规划体制机制，实际上是对1956年教育科学规划工作的接续和真正重启，具有开拓与奠基的意义，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后教育科学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近代以来，知识生产从作坊式科研发展为集众式的大科学，组织化、体制化成为显著的特点，“有组织的科研”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正步入智能时代，知识生产具有协同、跨界、综合、集成的特征。“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科技竞争也要求科研组织模式和研究范式的进一步变革。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新征程中，如何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加强有组织科研，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提出的重大命题。教育科学规划工作如何进一步聚焦国家战略需要、改进组织与评价、强化人才综合支持，发挥好教育科研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支撑、驱动和引领作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责任重大。重温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育科学规划工作的历程及经验，或许不无启示。

来源 | 《中国教育科学》2025年9月

作者 | 姚宏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